香港问题是什么？

一句话总结，香港问题是“资本自由绑匪”与“政治体制警察”的对决下，“人质”患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“资本自由绑匪”

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私有制，崇尚资本自由。在资本自由的体制下，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富者越来越富，贫者越来越穷。就像《管子》所说：“分地若一，强者能守；分财若一，智者能收。”同样的资本条件下，智者可以攫取高利，而愚者往往连本钱都捞不回来。

富者与贫者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，但在香港过去数十年经济整体繁荣的发展下，两者的矛盾还不是那么尖锐。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，近年来，香港经济开始下滑，贫富矛盾就越来越对立起来。

尤其是在“一国两制”下，香港的资本主义具有其特殊性，国际与港内资本的嗜血性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，他们更加不必担忧香港人民的问题，因为他们还有背后更加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归宿。

如此情况下，一方面，面对高企的房价与逐渐固化的阶层，香港年轻人必然会对社会越来越不满。（“高企”一词源出于广东话，乃香港人创作，“企”等于“站”的意思。“高企”即指价位持续停留在较高的位置不落，且有再升高的可能，中性词。）

另一方面，香港文化长期以来受美国“民主自由灯塔”的熏陶，香港年轻人已经习惯了他们所谓的“自由”，在认知上与大陆文化背道而驰。比如，部分港媒对大陆的片面报道、抹黑，境外反华势力的舆论攻势，大陆文化教育宣传的不到位等，导致“逢中必反”占领舆论高地。

这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香港年轻人一方面认同“自由文化”，一方面又是“自由文化”的受害者。在这“怪圈”之中，香港年轻人找不到自身的出路，越来越迷茫，看不到希望，逐渐堕落，失去独立思考能力，形成了所谓的“废青”。

“政治体制警察”

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，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为主体，私有制为补充的社会制度。

公有制与私有制可谓一对宿敌。私有制让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战争行为。在美国，贫富矛盾的调和体现在两方面，一是资本在全球的掠夺，导致美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提升，暂时缓和了这种矛盾；二是民主政治体制的选票平等分配成了调和这种矛盾的方式，当矛盾越来越尖锐时，谁能站在多数人的利益考虑问题进行宣传，谁就能登上总统宝座，这也是特朗普上台的根本原因。

与私有制调和贫富矛盾不同，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主义是从制度本身出发，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，避免过多的剥削与兼并掠夺，使社会发展曲线更加平稳，避免断崖式发展。在中国，政府就是这种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。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状态是共产主义，也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。

两者的对决

香港是中国的香港，香港人民的生活出了问题，资本可以不管，但国家不能不管，如此一来便形成了“自由”与“体制”的碰撞。

尤其是当此“中美贸易战”之时，为了抵制中国的崛起，香港问题更是成了美国的一张政治手牌，这样便使香港问题更加复杂化。美国以这种文化碰撞为契机，背地里提供资金、策划、舆论等多方面支持，壮大反华力量，导致香港问题愈演愈烈。

香港反华势力的背后支持者

图片来源：有理儿有面
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

为什么说香港问题是“人质”患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？
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。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、依赖性、甚至协助加害人。

它来源于一则真实发生的绑架案，1973年，两名罪犯，在抢劫瑞典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，警察惊愕地见证了几名人质诡异的表现——他们竟然向着劫犯，而不与警察合作。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人质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，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。

这种看起来十分荒谬的现象，却确确实实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，现在让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。

首先，当人质被绑架，人质的生命权就被剥夺到绑匪手里，此时人质和绑匪被捆绑到了一起。比如，当绑匪向警察提出要求，人质更希望警察能无条件满足绑匪的要求，以免激怒绑匪。正像一名人质Kristin事后接受采访时说道：“我们在金库中为了共同呼吸，生存，谁威胁那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敌人。”

第二，在这宗绑架案中，有一些被隐去的细节——两名劫犯对人质很“照顾”。如人质Elisabeth回忆，银行金库很冷，她半夜冻醒了，绑匪奥尔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夹克披在她的肩膀上。当她表现出幽闭恐惧症，奥尔森允许她脖子上套着一根30英尺长的绳子到金库外边放松。人质Kristin则说，她做了噩梦，欧洛夫森会握着她的手安慰她。在被剥夺了生命权后，绑匪只要对人质施以小恩小惠，就会得到人质十分的感激之情，因为他们认为绑匪原本大可不必如此。

第三，这宗绑架案发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，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为流行之时，年轻人普遍不相信体制，认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们自己，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义。绑匪奥尔森就是如此，他想做犯罪英雄，六天对峙中，他一直努力表现得像一个犯罪绅士，这让三名女人质对其产生心理共鸣。此外，受犯罪浪漫主义影响的，并不只有案发现场的三名女人质，奥尔森入狱后就收到大量女性的求爱信——她们都是通过电视报道感受的这名罪犯的“魅力”。

综合这些原因，我们会发现，这种表面看似十分荒谬的现象，却逐渐显得合理起来。

（关于绑架案的一些细节及背景引用自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真的存在吗？——大象公会”）

绑架案与香港问题

现在，我们回过头来，把这宗绑架案与香港问题对比起来，就会发现其相似性。

对“自由文化”的共同认同把“资本绑匪”和“人质”绑在了一起，一致对外；

而所谓的“自由”和“工作机会”便是“资本绑匪”对“人质”的恩惠；

在这种自由文化浪潮下，人们往往会崇尚个人英雄主义，这点从美国电影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。

然而人们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，大部分人都不是美国电影中的“超人”，在阶层越来越固化的时代，他们的个人能力无法打破资本的规律——强者愈强，“超人”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意淫象征。

“自由”是一颗“有毒的蜜糖”，资本主义在表面上给予了人们“自由”，然而却在客观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，比如面对高企的房价，你有买的自由，但是你却没有买的能力。

正如绑架案中，人质客观所表现出来的是，他们看起来都忽视了陷自己于此种境地的正是绑匪。

以上便是我们这篇文章开头所写的具体展开：香港问题是“资本自由绑匪”与“政治体制警察”的对决下，“人质”患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香港问题如何解决

越来越多的人发出提问，为什么国家不对“暴徒”采取非常规强制手段？

从自己个人的理解来说，“暴徒”所谓的意识形态便是“维护自由，反对强权”，如果国家过早出手并采取暴力干预，便会更加给予他们口实：“看吧，他们果然在用强权来对付我们的自由。”

这样会导致矛盾更加激化，尤其是在有境外势力支持的情况下，反对势力可能愈压愈强，愈打愈大，局势容易走向更加不可控制的局面。

所以不如以静制动。

“暴徒”代表的只是部分群体，暴徒的一系列行为在事实上只会把香港引向混乱，这种行为会越来越不得民心。另一方面，他们闹的越凶，更是会把潜在的、沉默的本来中立或对立的一方推向国家。

此外，“暴徒”其中还夹杂着出于“金钱”目的的存在，这部分人可不是为了什么意识形态，仅仅是收钱办事罢了。“以利相交，利尽则散”，“ 彼无故以合者，则无故以离”。

所以国家要克制，要遵守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。当港人不胜其扰，越来越多的沉默的大多数爆发出声音的时候，便是他们“末日”的来临。正如《老子》所说：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。”将要收缩的，必然是已经过度扩张的。

最终，谁站在人民的一方，谁就是胜利的一方。“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”。

问题解决以后

香港问题的根源是“认知问题”，如果不能跳出自身的框架来看问题，便永远都是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待此次问题解决以后，对香港未来的文化教育才是长远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。